书信，古来有之，不但传递着千差万别的信息，而且留传下了脍炙人口的传说。如幽王之于烽火，高祖之于飞鸽，苏武之于鸿雁，柳毅之于牧女，王母之于青鸟等。

　　父亲是个教书匠，这些故事讲与我听时，也不过十多岁，当然很新奇的啦。但时下的乡村，荒凉而破败，贫穷且落后。偌大个庄子，仅两辆自行车，专供代销点的人去供销社进货用。

　　十里八村的人们，通个消息，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捎信儿”便很流行。就是利用赶集的时候，或本村人走亲戚的时候，或相熟的游乡人穿街的时候，给亲戚朋友捎个口信儿。如孩子过生日、老人祭祀、姑娘大婚等。有时为寻得合适的捎信人，等上半月二十天也不稀罕。

　　然而，对于远方的亲朋，“捎信儿”明显力不从心，非得写信才行。父亲既然教书，人又和蔼，求代笔的人便很多，白天都忙活计，多是晚上来。

　　父亲总是很耐心的听人家把意思表述完毕，再把自己的理解说给他们听。意见一致了，便用缝衣针将煤油灯剔亮，信纸平铺在旧桌上，握起自来水笔，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包括信封上的文字。完了，还要将信件从头至尾念读一遍，略加一两句解释。他们不住地点头，然后将信纸装进信封里，浆糊封了口。于几句感激的客套中，心满意足揣信离去了。

　　小学四年级时候，课本里便读到关于书信的文章。记得鲁迅《给颜黎民的信》中说道，学习如采蜜一样，“采过很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可怜的小学徒凡卡，虽然信写得很凄切，但信封上的“乡下爷爷收”，怎能让康司坦丁·玛卡里奇接收到呢？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便将写信和信封的格式讲述得格外清楚。于是，父亲没有空闲的时候，也偶有邻居央我代写。很庆幸，信件居然顺利地送到了，算是没有耽误人家的事情吧。

　　封好的信，都要送到邮电所去。还要在这里买一枚邮票粘贴在封皮角上，才能投进绿色的邮筒里。邮票最便宜的是八分，也有好几毛的，多是人物或山水图案。

　　剩下的任务就交给邮递员了。他们都一身蓝制服，戴着大沿帽，骑一辆绿色的大梁自行车。后座两侧是结实的帆布包，鼓囊囊装着书信和报纸，散发着油墨的臭香味儿。他们风来雨去，穿街走巷，传递着千里万里的音讯，很受乡邻的爱戴，像极了古时的信客。信件在路上的行程，少则七八日，多则小半月不等。

　　信件最多的往来，是在大学时候，以家书与同学之间的通信居多。毕业之后，书信几乎成了大家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了。七八年后，家里总算咬牙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初装费一千一百元，月租费三十元。不但将自己的号码很热切的告诉亲朋，更要随身装着一个小号码本，打电话时好寻找些。

　　2002年，我开始拥有了第一部手机，花费一千五百元。虽然看上去呆板且简单，但比起固定电话来，可是方便太多了。它居然还有一个“短信”功能，拼写成几十个字的信息发送出去，可以即发即收，每条收费一角钱。比起每分钟三角且双向收取的通话费来，自然便宜得多。

　　近些年，智能手机一统了天下，成为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真个是“宁可食无饭，不可手无机。”母亲八旬年纪，对遍地开花的广场舞已不再满足，每天还要刷上一两小时抖音和微信，追逐着四围新奇的世界。拍照片，录视频，语音聊天、视频聊天都习练得很麻溜，神情也得意：“视频聊天可比写信强多了，开机就能对面说话不写字，还不花钱。”

　　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遥远且寒冷的阿拉斯加，硬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视频，出现在抖音和微信上。听着“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人谈话。”和“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母亲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啧！这派头，跟训小孩子一样，真是个，还当中国是大辫子的满清哪！”

　　作者简介：

　　俞海英，现供职于山东省东明石化集团。勤工作，能田亩，喜太极，乐文字。本事不长年岁长，挣钱不多花钱多。虽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多不接近，仍抚掌旧年顽劣之事，不作目下消极颓废之状。有作品入选《师心有痕》《师者行吟》《师意盎然》《师墨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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