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大史学家——西汉的司马迁和北宋的司马光。

　　司马迁继承父志，忍辱负重写下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纪传体通史巨作《史记》。《史记》给我们保留了西汉以前至原始部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各种制度，十分难得！司马迁的这部史书，重点是要写历史中的人，有西汉以前的各个国君，诸侯等大人物，也有奔走在历史长河中被潮流裹挟前行的小人物。很显然，司马迁是把重点又放在了小人物身上，他写他们的人生际遇，写他们的舍生取义，写他们的一诺千金，写他们的坚忍不拔。因为司马迁倾尽了感情去写，读来那些小人物似乎就穿越历史，和我们并肩前行。

　　翻开《史记》，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就在我们面前闪烁，就像是在给我们诉说几千年历史的风风雨雨。

　　司马光穷十九年之长功，和他的助手完成了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这部大历史书重点是记述历史中的事，他把从东周时期的周威烈王到五代时期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大事有取舍地组合在一起。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司马光编著这部历史大作的目的，因而他的史笔就着眼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屈原报国不成，耽于忧愤，最后汨罗自沉，其行不宜于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虽有名而不取；陶渊明诗固然好，可只寄希望一个虚无的“世外桃源”，只躲避而不去面对，诗虽美，却不外乎借酒消愁而已，故也不着一字。

　　这就是两位大历史学家的区别：一个看重的是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一个看到的是史事在历史中演绎的王道。

　　司马迁似乎要感性一些，他纵情笔端的是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仰天长啸；司马光似乎要理性一些，他反复考量的是历史大事中的兴亡得失，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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